寶萊塢面紗下的後殖民爭辯：跨文化劇場《印度好男孩》

圖片出處：eastwestplayers.org 

演出：Madhuri Shekar(導演),Andy Gala(演員)等
時間：2014／2／20　20:00

地點：East West Players, LA

舞台以溫暖的磚紅色調為主，光線從鏤空精緻的景片後透射出，加之映照於地板上的印度圖騰以及台中央所置放的溼婆神像，整個劇場頓時充滿寶萊塢風情。由印裔導演馬都理．歇卡(Madhuri Shekar)所執導的舞台劇《印度好男孩》(A Nice Indian Boy)於2014年二月首演於洛杉磯的「東西玩家劇場」(East West Players)。值得一提者，劇中燈光設計者廖雯伶，不僅為台大戲劇系優秀校友，更自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劇場設計系所取得碩士學位，十足展現台灣年輕劇場人才於國際藝壇展露頭角之姿。

本劇故事通俗簡單，主軸一講述美籍印裔移民家族中的多元文化衝突，主軸二則描寫美籍印裔男孩納維(Naveen)與白人男孩柯夏(Keshav)之間的戀情，兩條主軸於舞台上交纏捲繞，於是不難想像劇中的高潮導火線發生在納維向家人正式出櫃之際所投下的超級雙重震撼彈：他的情人既非印度裔更非生理女性。其中最經典的一幕為柯夏首次拜訪納維家庭所帶來的風暴：由於柯夏長期浸淫印度文化（照納維的說法是：比印度人更印度），他試圖以最正統之印度禮數與納維家人接觸，然而強大的焦慮感縈繞於所有人心頭，最終使得本次拜訪因柯夏於廁所吸食大麻而不歡而散。印裔父親幾乎完全無法接受兒子所選，他的怒吼震垮了此家庭表面上的和諧；印裔姊姊看似開放前衛，實則對弟弟的性別認同也存偏見，並且於弟弟未事先與她出櫃之事上鑽牛角尖；印裔母親雖身居和事老，卻也無力阻止整個家庭分崩離析。故事主軸一直到這裡都相當寫實地表現出移民文化與情慾認同兩議題上無解的衝突。

然而之後的故事調性忽變，本來艱難的議題突然全部迎刃而解：父親與柯夏因廚藝結緣，一笑泯恩仇；姊姊與納維秉燭夜談後立馬成為弟弟的生力軍；母親更是對柯夏的大方有禮讚不絕口。誠然此美好結局相當有誠意地滿足了喜好通俗喜劇的觀眾胃口，然而卻無法為本劇所涉及的文化認同議題提供更深刻的討論空間。倒是本劇的美學手法，毫不保留地展露印度移民文化與美國大眾文化之間的交集與磨合：深具寶萊塢風情的舞台、燈光與音效和美國式的劇場技術交融之下，觀眾所見是印度眼中的美國與美國眼中的印度，兩者為彼此鏡像，因而揭示了跨文化劇場的後殖民論述潛能與危機。

另，性別議題與文化議題兩線交集一直是後殖民劇場的慣用戲劇結構。然而，孰輕孰重的背後政治操作才是真正關鍵，當文化議題淪為美學調味，則性別議題的力量也將同時削弱；反之，若前者能確實反映(或反諷)社會問題，則後者才可能展現抵抗霸權的力量。

召喚國族溝壑中的生靈《安蒂岡妮》

本文首刊於國藝會藝評台 pareviews.ncafroc.org.tw/?p=7705

演出：身體氣象館、空間劇場（韓國）
時間：2013/09/21 14:30
地點：台北市牯嶺街小劇場

文 鄭芳婷（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戲劇表演學博士候選人）

2013年牯嶺街小劇場年度公演《安蒂岡妮》演出之際，適逢今年地表最強風暴天兔籠罩全台，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所策劃之929包圍馬英九遊行活動已箭在弦上，五月天《入陣曲》音樂錄影帶正式曝光，一次狂譙美麗灣事件、戒嚴監聽、核電爭議、媒體壟斷、洪仲丘案、大埔強拆案，一天內破百萬轉載。台灣島上張力已達極致，王墨林的《安蒂岡妮》可說是來得正是時候。

本劇由身體氣象館與韓國空間劇場聯手製作，演員包括台灣的鄭尹真，中國的何雨繁，以及韓國的洪承伊及白大鉉。台詞方面因此夾雜台腔中文、京腔中文以及韓文，然雖如此，整齣戲語言毫不尷尬忸怩，反而順暢無比，彷彿三種語言之間並無隔閡，更帶出了導演縱觀東亞政治暴力與殺人史的雄渾企圖。戲多達九幕，以索發克里斯(Sophocles)所著希臘悲劇《安蒂岡妮》(Antigone)為原始文本，交揉台北二二八、光州五一八、北京天安門等國家戒嚴事件，讓事件跨越時空限制，互相對話，並暗指(實際上是直指)今日台灣已迫在眉睫的民主革命。

牯嶺街小劇場本就不大，台上三座中型斜台呈扇狀面對觀眾，斜台邊緣堆滿泥土。此斜台所造就的傾斜角度，使得「墜落」成為劇中一重要命題，四位演員一貫的慢動作，唯有在墜落或滾落於斜台上時顯得觸目驚心，從斜台置高處滾落的大小石塊發出巨大聲響，險些碰觸前排觀眾腳尖。「墜落」的肉身與物件不僅象徵歷史上無數含冤犧牲的性命，也暗示對於「國」與「家」悲劇命運的無可奈何。

安蒂岡妮以前衛角度努力反抗克里昂的暴政，她條理分明的邏輯辯論遠勝克里昂近乎喃喃自語念咒般的鬼打牆政治宣言。她手執泥土揮向克里昂，明知徒勞無功仍奮戰到底，安蒂岡妮最後的自我終結，等同換取自由民主的必要犧牲。希臘悲劇的命運主題，於此暗應台灣天生的缺陷基因，兩岸半世紀以來的複雜歷史導致了今日仍舊無解的微妙政治情況，因吃人而肥碩的執政黨早已盤根交錯，難以清整。這些看似是死結的國家狀態，卻沒有因此使夢想與熱情瓦解：裸身倒臥台上的男子雖受殘酷鞭刑，仍垂死掙扎不肯屈服；死去的安蒂岡妮以幽魂之姿返回，召喚生者對於不公不義的入陣起義；獨坐台上的女子以戲曲哀悼，彷彿最深遠的控訴。

《安蒂岡妮》絕非一齣自溺哀怨之戲。反之，它是對於近代政治醜態最真誠的面對，劇中四人不時自文本脫離，轉向凝視觀眾，迫使觀眾加入這個劇場內所有人所必須面對的議題。正如演員所說：「我們不是沒有家，但為了活下去，不得不持續面對創痛。」於第四幕的舞台後方牆面上投影出的巨大藍色牡丹花，藍得瑰麗詭譎，對應演員們倒臥台前匍匐前進的肉身，顯得荒謬可怖，而這種怪異感(uncanny)正是本劇用以喚醒觀眾的武器。國族歷史的溝壑中雖然屍臭瀰漫，但是這股臭味卻迫使觀眾從安逸的幻覺中驚醒，不得不重新省思當下四處橫行的制度暴力。

客家困境，後生突圍《祕密傷口》

本文首刊於國藝會藝評台 pareviews.ncafroc.org.tw/?p=7516

演出：後生演藝坊
時間：2013/09/02　20:00
地點：台北市牯嶺街小劇場

文 鄭芳婷

後生演藝坊好客文學劇場於今年「台北藝穗節」推出其第一號作品《祕密傷口》，改編自六年級小說家高翊峰的〈女優畸零日〉，試圖以客家語(後)現代劇的型式，打開當代本土文化推廣的新視野。

由一群客家年輕子弟所組成的後生演藝坊（「後生」於客家語中意指「年輕」），以推廣傳承客家文化為主要任務。《祕密傷口》一劇編導演張繼泓畢業自台大戲劇系，近年來早已成為台灣推廣客家文化的重要新推手，劇中也不難察覺他對於客家文化目前所面臨困境的體悟與掙扎。劇中所使用的劇場元素目不暇己，從開場女演員模仿蔡依林載歌載舞的演唱會表演、綜藝節目主持人的雙語秀、姚坤君派的寫實方法演技橋段、抽象派的詩歌吟詠、敢曝趣味、投影在劇場後方牆面的MV影像、詭奇布偶的成人童話、甚至是劇末所添之客語文青歌手live秀，皆展現了本劇的企圖心。戲雖然不到兩小時，導演本身也在節目單明言是一齣「微暗小品」，然而這麼多紛雜的劇場元素碰撞在一起，確實產生了並不小品式的萬花筒效果，直接點出了客家文化的認同現況。

台灣當代仍以閩南文化大宗，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及八〇年代的本土文化革命提供了日後原住民文化與客家文化復甦的重要力量。然而，相較於原住民文化受到相對多及友善的綜藝能見度（各種文化祭、電視歌唱節目及表演藝術節），客家文化卻彷如靜聲，少人聞問。在一片後殖民自我認同再探的浪潮中，客家文化的失落感日趨深沈，而這樣複雜的深沈感，便表現在本劇以二男二女織就的故事中。

劇中二女分別代表昨晡日（昨日）及今晡日（今日），二男代表逐日（每日）及天光日（每天）。女一由於不明過去創傷，近乎神經質地迷戀割腕美感，她渴望不凡卻受困於每日規律的平凡中，向外追求情慾刺激的同時又無法顛覆自己的防衛機制。女二看似純真無邪，把握每個當下，只為跟隨愛慕已久的男孩，然而當一旦受人拒絕，她便失去溝通能力，只能四處躲竄，捂耳自欺。男一務實大膽，風格騷浪帶勁，無法接受任何拖泥帶水及虛應故事，只是他的直白與誠懇往往就像丟進海裡的物事，難以得到等同回應。男二掙扎於對女一的情感付出，對於未來充滿期待，行事卻裹足不前，近乎怯懦，他與女一之間的張力也隱喻了他對自己的某種盼望，可惜這種盼望僅限於明天會更好式的逃避中。此四人所代表的不同時間性，指涉客家文化的四種面向：對於過去的鬱結、對於當下的迷惘、對於每日的熱情、對於未來的焦慮。

這四種面向也同時體現在劇場設計中。散落舞台上的白色方塊難以結構，卻對應到角色的「失魂狀態」；左舞台門窗外的空間使用雖仍不夠開展，卻帶出了裡與外的劇本辯證性；燈光與乾冰的效果偶有出槌，但也細膩地傳達出整個劇場對於其文化傳承任務的希望與幻滅。整體而言，《祕密傷口》一劇溫婉清新地將客家文化的現今困境與掙扎，加注到台灣當代實驗小劇場的洪流中，試圖以「本土他者」這個自我認同殺出一條新血路。從此來看，這個演藝坊，確實後生無限！

以詭奇肉身提問：向京《這個世界會好嗎？》

藝術家：向京
時間：2013／8／25

地點：台北當代藝術館

文/鄭芳婷

2013年的夏天，向京讓本因颱風濕熱狂亂的台北多了一點深沈與寂靜。向京，中國雕塑藝術家，1968年生於北京，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與丈夫瞿廣慈共創「X+Q雕塑工作室」。自早年作品《護身符》起，獲獎無數，公認為中國當代最重要的新生代藝術家之一。其作品以「詭奇」(grotesque)意象捕捉眾生相，動物與人的比例被特意重構再現後，凸顯了生命中的荒謬處境。

【凡人】系列是以中國雜技為題的一系列創作。展間彷彿遊樂園，各種雜技雕塑在聚光燈照射下幻化為一個個靜止的小劇場，觀眾行走於其間，表演與觀看之間的張力無限擴大，雕塑人體臉上的職業歡笑使得觀眾的觀看近乎殘忍之極。十來個人體堆疊的《無限柱》連結著展場的天花板與地板，氣勢驚人，以肉身浮屠暗示集體暴力，而此暴力又隱藏在民俗戲耍的單純娛樂之間。

向京的作品不全是強調觀看者與被觀看者之間的對立性，其《一百個人演奏你？還是一個人？》一作凸顯了兩者合而為一的可能性。當觀眾走入此黑暗展間，看見一群裸身女子塑像群坐於泡腳桶外，像是置身在一神祕寧靜的儀式空間。由於觀眾可以圍繞這群塑像近身觀看，彷彿化身為其中一員，共同進入藝術家所創造出的特殊時空中。

許多作品都是單獨置放於小展間中，以女性肉身為再現主體。塑像的臉部扁平，完全體現亞州臉孔的特質，而不見當代以好萊塢為標準的高鼻深目之美。頭部光滑無髮，以近乎嬰兒般的純真神情存在於觀眾眼前。然而這樣的無邪之感，在《我22歲了，還沒有月經》及《你的身體》二作中，揉合了裸身的強烈意象，轉化為一股反擊父權社會的陰性力量。官能美不再提供情色景觀，反而帶來壓迫，作品巨大的比例讓觀眾感覺無所遁形，僅能感受自己相對於作品的「脆弱」(vulnerable) ，向京於此反轉了觀看與被觀的傳統權力機制。

與展覽同名的《這個世界會好嗎？》乃是一具秀美異常的白馬塑像。白馬回首凝望、躊躇不前，象徵著對此提問的無限盼望與恐懼。

另外，沿著觀展順序，觀眾逐漸發現，展場各處都有著同樣的偷窺妹塑像，她(們)的窺視反襯出觀眾的窺視，也點亮「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趣味。

國家機器的末日強暴案：史黛拉．阿德勒劇場之《貝魯特》

圖片出處：www.stellaadler-la.com/
演出：Meghan Cox(導演)、Katie Booth(演員)、Victoria Cardozo(演員)、Halldor Fannar Sigurgeirsson(演員)
時間：2013／7／19　20:00

地點：Stella Adler Theatre, LA

文 鄭芳婷

《貝魯特》(Beirut)是美國劇作家艾倫．鮑恩(Alan Bowne)的劇本作品。鮑恩曾是新劇作家協會(New Dramatists)的一員，他於1989年因愛滋病併發症過世，享年四十四歲。 2013年七月在好萊塢地區史黛拉．阿德勒劇場(Stella Adler Theatre)上演的《貝魯特》，體現了鮑恩劇本創作的一貫核心議題：國家機器、身體政治、末日寓言。

燈暗後，爆裂聲響起，紅髮女演員自舞台上的門後進入，她身著骯髒油膩的內衣褲，胸膛上全是汗水，髮絲黏成一束一束，神情恐慌狼狽。舞台上呈現的是一個破爛污穢的房間，地上滿是灰塵及堆積雜物，牆上窗外的隱隱藍光透著詭譎之氣。她在這個空間中不斷遊走，一會兒進行不明祈禱儀式，一會兒將自己像個嬰兒般包裹在床單之中，一會兒嚼起罐頭食物，一會兒又神經兮兮地望著窗外，彷彿外面有著什麼巨型怪物正在挨家挨戶地吃人。女演員將內褲脫掉後，觀眾看見她臀部上烙印著巨大的P字樣。

門外傳來的聲響讓她神經緊繃，走進的是另一名黑髮女演員，神情一樣焦慮恐懼。紅髮女子不斷咆哮，欲讓黑髮女子離開，然而黑髮女子卻不願意離開，她向紅髮女子表達她的滿腔愛意，甚至露出自己臀部上造假的P字樣。觀眾從二人的對話中得知，外頭世界已如末日，傳染性性病絕症蔓延四處，政府將病毒陽性反應(Positive)者強制驅入隔離營，並在他們的臀部刺上P字樣，以與陰性反應者分別。破爛的隔離營不提供任何照護，只是任由這些感染者在此等死。

兩人之間的張力無限擴大，幾近脫序的肢體暴力赤裸裸地呈現在觀眾面前。她們愛撫、擁抱，但恐懼親吻，強烈的情慾使她們只好僵硬地不斷摩擦嘴唇最邊緣。一片混亂之中，門忽被踹開，一名身著軍官制服，頭戴防毒面具，手持警棍的男子闖入，態度有如地痞流氓。紅髮女子被要求站立彎腰，岔開雙腿，任由男子以手電筒照射檢視下體。男子而後要求二人互相揉搓胸部，他則將手伸入自己褲襠，開始手淫。屋外的警笛響起，男子暴跳如雷，舉槍發狠，然後悻悻地離開。幾乎虛脫的二人頹然倒地，張力更加，紅髮女子的態度越發暴戾，她甚至掐住黑髮女子的脖子，威脅她必須離開這個地方；然而黑髮女子不斷悲求，她認為自己無所畏懼。就在黑髮女子最終踏出門口之際，紅髮女子又將她拉回，像個孩子般任性地將她推倒在床墊上。整齣戲就在兩人最終的結合中謝幕。

《貝魯特》殘忍赤裸地呈現國家暴力與性別暴力交織在一起的末日景象。正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中所論，「瘟疫」是愛滋病賴以被理解的主要隱喻。劇中的不明性傳染病與災難、毀滅等隱喻相連，建構出這一幕瘋狂暴戾、幾近非人的世界。人之身體於此有如畜生之軀，被制度性地遺棄後，不斷物化，就像是紅髮與黑髮女子，最後竟淪為軍官手淫的器具。

此劇上映於七月，與此同時的台灣，正為洪仲丘事件舉辦大型抗議遊行。劇中的疾病末日之景，對應著台灣國家機器的野蠻暴力，令人想起王墨林2004 年的創作《軍史館殺人事件》。此劇再現發生於1999年的景美女中學生在軍史館遭殘忍姦殺，而後案件被草草結束的事件。在已幾乎成為無政府狀態的國家，劇場必須脫離傷風悲秋的小文藝路線，以其本身的表演質地，反映迫切的社會問題。《貝魯特》正是很好的範例。

照片：舞台一景 (攝影：林柔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