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4日 星期二

寶萊塢面紗下的後殖民爭辯:跨文化劇場《印度好男孩》


圖片出處:eastwestplayers.org 

演出:Madhuri Shekar(導演),Andy Gala(演員)等
時間:2014/2/20 20:00

地點:East West Players, LA

舞台以溫暖的磚紅色調為主,光線從鏤空精緻的景片後透射出,加之映照於地板上的印度圖騰以及台中央所置放的溼婆神像,整個劇場頓時充滿寶萊塢風情。由印裔導演馬都理.歇卡(Madhuri Shekar)所執導的舞台劇《印度好男孩》(A Nice Indian Boy)於2014年二月首演於洛杉磯的「東西玩家劇場」(East West Players)。值得一提者,劇中燈光設計者廖雯伶,不僅為台大戲劇系優秀校友,更自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劇場設計系所取得碩士學位,十足展現台灣年輕劇場人才於國際藝壇展露頭角之姿。

本劇故事通俗簡單,主軸一講述美籍印裔移民家族中的多元文化衝突,主軸二則描寫美籍印裔男孩納維(Naveen)與白人男孩柯夏(Keshav)之間的戀情,兩條主軸於舞台上交纏捲繞,於是不難想像劇中的高潮導火線發生在納維向家人正式出櫃之際所投下的超級雙重震撼彈:他的情人既非印度裔更非生理女性。其中最經典的一幕為柯夏首次拜訪納維家庭所帶來的風暴:由於柯夏長期浸淫印度文化(照納維的說法是:比印度人更印度),他試圖以最正統之印度禮數與納維家人接觸,然而強大的焦慮感縈繞於所有人心頭,最終使得本次拜訪因柯夏於廁所吸食大麻而不歡而散。印裔父親幾乎完全無法接受兒子所選,他的怒吼震垮了此家庭表面上的和諧;印裔姊姊看似開放前衛,實則對弟弟的性別認同也存偏見,並且於弟弟未事先與她出櫃之事上鑽牛角尖;印裔母親雖身居和事老,卻也無力阻止整個家庭分崩離析。故事主軸一直到這裡都相當寫實地表現出移民文化與情慾認同兩議題上無解的衝突。



然而之後的故事調性忽變,本來艱難的議題突然全部迎刃而解:父親與柯夏因廚藝結緣,一笑泯恩仇;姊姊與納維秉燭夜談後立馬成為弟弟的生力軍;母親更是對柯夏的大方有禮讚不絕口。誠然此美好結局相當有誠意地滿足了喜好通俗喜劇的觀眾胃口,然而卻無法為本劇所涉及的文化認同議題提供更深刻的討論空間。倒是本劇的美學手法,毫不保留地展露印度移民文化與美國大眾文化之間的交集與磨合:深具寶萊塢風情的舞台、燈光與音效和美國式的劇場技術交融之下,觀眾所見是印度眼中的美國與美國眼中的印度,兩者為彼此鏡像,因而揭示了跨文化劇場的後殖民論述潛能與危機。

另,性別議題與文化議題兩線交集一直是後殖民劇場的慣用戲劇結構。然而,孰輕孰重的背後政治操作才是真正關鍵,當文化議題淪為美學調味,則性別議題的力量也將同時削弱;反之,若前者能確實反映(或反諷)社會問題,則後者才可能展現抵抗霸權的力量。


2014年3月3日 星期一

動與靜的童趣詩意對話——洛杉磯郡立美術館之考爾德雕塑展



本文首刊於《藝術收藏+設計》2014三月號藝遊場專輯

演出:Alexander Sandy Calder
時間:2013/11-2014/7 

地點:LACMA, LA

考爾德的作品如同一株樹,在風中搖擺,昇華 。—馬歇爾.杜象

今年洛杉磯的冬天,除了街頭林立的傳統聖誕樹,還有一株株以鋼筋及鐵線製成的彩色金屬小樹,在洛杉磯郡立美術館內隨著微風搖擺與旋轉,為今年的冬日假期增添一點幽默與童趣。《考爾德與抽象概念:從前衛到經典》(Calder and Abstraction: From Avant-Garde to Iconic)一展,自2013年十一月展至2014年七月,在長達九個月的展期中,這些裝置小樹彷彿自流轉的時空中抽離,在靜謐的氛圍中獨自輕靈運作,不受干擾,唯有淘氣遊客的奮力吹氣與不經意的微風,才會使之稍稍舞動,與現實世界產生連結。



本次展覽所陳列的作品包含考爾德於1931至1975年間近五十件雕塑作品, 除了名聞遐邇的「動」(mobiles)與「靜」(stables)兩系列,另包括藝術家後期的大型公共雕塑作品,及其他相關的創作紀錄史料與影片,完整呈現藝術家的創作理念及其對現代藝術的卓越貢獻。

●藝術世家與童趣人生

亞歷山大.考爾德(Alexander Sandy Calder, 1898-1976)為舉世聞名的動態雕塑藝術家。考爾德出生於美國賓州(Pennsylvania)的一個雕塑藝匠家庭裡,他的父親史特林.考爾德(Stirling Calder)及祖父亞歷山大.考爾德(Alexander Milne Calder)皆是有名的雕刻藝術家,各有作品長期展於美國費城(Philadelphia)。其母親南妮特.雷德勒(Nanette Lederer)為肖象畫家,姊姊瑪格麗特.考爾德.海斯(Margaret Calder Hayes)則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美術館(UC Berkeley Art Museum)的發起人之一。考爾德的成長過程可謂從未與藝術分離,長期浸淫於藝術創作的氛圍中,四歲時便以黏土創作一隻雕塑大象。考爾德一家而後搬至加州的帕薩迪納市(Pasadena),新家的地下室成為考爾德的第一個工作室,而帕薩迪納市特有的玫瑰遊行(Rose Parade)也成為考爾德日後金屬馬戲團系列作品的靈感來源。



1909年的秋天,考爾德與家人一同搬回費城,並於同年的聖誕節,以銅片製成狗與鴨子的立體動態雕塑,送給家人作為佳節禮物。這兩件作品開始展現考爾德藝術創作的核心概念:動態性、立體性及常民性。於紐約(New York)念中學時,考爾德與畫家艾弗列.席恩(Everett Shinn)成為摯友,共同創作出以地心引力為動力的機械火車 。在爾後不斷往返紐約與加州兩地的生活裡,考爾德持續展現其對機械裝置與動能藝術的才華,並正式開始發展他的創作生涯。

進入史蒂芬理工學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後,考爾德專攻數學與機械工程,於1919年取得學位,爾後從事一系列與機械工程有關工作。1922年,考爾德於船上擔任技工,某天清晨當船停泊於瓜地馬拉岸口,考爾德眼見豔紅朝陽與銀白月亮同時高掛蒼穹兩側,此自然美景深深震撼考爾德,促使他決定從此投身藝術創作。搬回紐約後,考爾德潛心修習藝術,並為《國家警察公報》(National Police Gazette)繪製玲玲馬戲團(Ringling Bros. and Barnum & Bailey Circus)的表演紀錄。馬戲團的意象與概念勾起他幼年的幻夢綺想,遂成為其一生創作的重要元素。

照片:Calder's Circus at Whitney Museum, NY



考爾德於1926年搬至巴黎,不僅結識日後的妻子路易莎.詹姆士(Louisa James),並結交一群前衛藝術家,包括胡安.米羅(Joan Miro)、馬歇爾.杜象(Marcel Duchamp)、及讓.阿爾普(Jean Arp)、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皮耶.蒙德里安(Piet Mondiran),及許多超現實主義(Surrealism)及抽象主義(Abstractionism)藝術家。這些藝術家對考爾德的藝術創作風格影響甚鉅,在他許多作品中甚至可以看見某些藝術家的影子。浸淫在巴黎的前衛藝術潮流裡,加上早期創作經驗的影響,考爾德於1926至1931年間創作了《馬戲團考爾德》(Cirque Calder),以金屬線、橡膠、布料與其他蒐集而來的材料組裝成一迷你馬戲團, 於其藝術工作室展演,吸引當時對於庶民文化深感興趣的眾多前衛藝術家到訪參觀切磋。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考爾德夫妻與一群遭納粹迫害的藝術家一同搬回美國,並將他在歐洲所吸收的達達主義(Dadaism)、包浩斯文化(Bauhaus)、及超現實概念融會貫通,成為美國現代藝術的超級新語彙。三十年後,考爾德重新定居法國,與安德爾羅亞爾(Indre-et-Loire)的居民互動友好,持續創作,直至1976年逝世於紐約,享年七十八歲。

●藝品間的動靜辯證

考爾德豐富多彩的童年綺想、旅行啓蒙與巴黎經驗促其走向抽象主義創作。蒙德里安工作室牆面上的抽象彩色方塊給他帶來最初的靈感,猶如他對蒙德里安的宣告:「我要那些方塊們動起來。」

洛杉磯郡立美術館內的展區入口並不寬敞,從狹窄的玄關望去,只見一株株金屬製成的組裝品在空中輕輕搖曳。第一件作品為考爾德於1931年創作的 《巡航》(Croisières),以鐵線、木頭及顏料為素材,勾勒出代表宇宙的一個球體。其中S形鐵線横跨球體,使宇宙出現了近似太極趣味般的辯證性。此外,考爾德使用相同的素材創作一系列的作品,包括《物體與紅球》(Object with Red Ball)及《小羽毛》(Small Feathers),展現藝術家以離散物件組裝單一藝品的革新創作理念。這一系列的作品也讓人想起考爾德早年於瓜地馬拉目睹日月高掛藍天的場景,作品中紅色與白色的木質小球有如太陽與月亮,彎曲的鐵絲彷若浩瀚海洋的邊際,此作品線條樸實,營造一種「無盡感」而顯得深富禪意。



考爾德將機械知識應用於雕塑創作,使藝術「運動」起來。1947年的作品《拉奧孔》(Laocoön) 以金屬片、鐵線、鐵桿、繩索及顏料組成一平衡裝置,黝黑的不規則形金屬座上,連接彎曲的鐵線,一側懸掛挖空的金屬圓盤,另一側則懸掛細緻的鐵絲,鐵絲如同樹枝不斷分岔,而「葉子」則是那些掛在枝幹下方的白色小金屬片,由大到小綿密地排列,形成一優雅弧度。觀者的視線沿著黑色基座出發,順著蜿蜒的鐵線,最後來到這些白色的葉子,並似乎無限延伸至空氣中;另一種可能的視線則反方向從葉片回到鐵線,最後來到金屬圓盤,並於盤上迴圈,體現「能量守恆」的無窮力道。藝術家以極簡的物件勾勒樹木的輪廓,並隱涵宇宙的意象。作品中鐵盤、鐵線與鐵片有如樹根、枝幹與樹葉,也像星球、星河與流星。

照片:《拉奧孔》



考爾德的藝品「動態」並不以感官刺激為目的,而強調藝品與觀者之間「天人合一」的雙向關係,作品呈現精心設計的「和諧感」,以1936年的創作《直布羅陀》(Gibraltar) 為例,木料雕成的中心錐體有如陡斜山峰,横切錐體的傾斜金屬盤上乘載一白球及兩條向上延展的長短金屬線,線頂端分別是一個紅球及一顆胡桃。看似隨時要滑落的白球因位於金屬盤低處,與兩條金屬線的高低差產生完美的和諧感,白球與金屬盤的相互關係更是增添了整個作品綿延不絕的和諧動態。同年的另一件創作《蛇與十字》(Snake and the Cross),以白色立體方框聚焦觀者視線,框內懸吊象徵蛇類的彎曲金屬片與變形的十字架,在基督教義的脈絡中,交纏於十字架上的蛇象徵著危險與救贖之間永恆的張力。然而在這件作品中,蛇與十字架並非交纏,而是和諧地掛於框內,彼此雖不觸碰,頂端卻相連於同一條鐵線上,暗喻二者同源共生的相互關係,這也正是考爾德對於生命善惡二元論的翻盤性詮釋。

照片:《直布羅陀》

●公共雕塑藝術中的遊樂性



二戰期間,考爾德的藝術創作出現轉型,他結合作品中一貫的動靜辯證、平面與立體的互動以及自然景觀的哲學,開始製作更為宏觀的作品。他的第一個戶外作品創作於1934年,使用與室內作品相同的創作技術,首次將他的藝術哲學攤在陽光下,供來往行人自由觀看。由於日曬雨淋與強勁的風造成藝品的戶外展覽不易,考爾德因此再度轉型,革新創作的根本方法。他開始創作小型雕塑模型,再放大至紀念性雕塑的尺寸。這些大型紀念性雕塑的製作過程與他父祖輩的傳統手法迥異,具備彈性調整形狀與尺寸的特殊組裝方式, 革新了公共雕塑的概念與技術。此外,考爾德的小型雕塑模型本身也成為獨立的藝品,而非僅為大型雕塑的附件。

從1950年代開始,考爾德專注於創作一系列大型公共紀念性雕塑藝術,如紐約甘迺迪機場的《.125》(1957)、巴黎的《螺旋》(La Spirale, 1958)、蒙特羅世博會 (Expo 67) 展出的《人》(L’Homme, 1967) 。本次在洛杉磯郡立美術館展場最深處,放置了考爾德1969年的作品《高速》(La Grande Vitesse),素材包括金屬鋼板、鋼栓及顏料,橘紅色的外觀鮮艷亮麗,讓本來靜謐清冷的展場增添一股生猛活潑的力道。圍繞在作品四周的遊客,以不同角度觀看作品,各有趣味;作品倒映在地上的影子,隨著展場外的日光而轉變,與固定不動的作品本身產生詩意的對話。另一件擺放於一旁的大型雕塑作品《角度》(Angulaire, 1975),造型近似某種四腳動物,漆黑的顏色使作品乍看下有如剪影,與天花板所懸掛的黑色《三段落》(Three Segments, 1973)交相呼應。

照片:《三段落》

考爾德的大型雕塑藝術尺寸驚人,來往觀者如入愛麗絲童趣仙境,漫步遊走於這些看似熟悉卻又陌生的「不明物件」之間,彷彿遁入佛洛伊德所謂的「詭奇」(Uncanny)幻覺中。據佛氏所論,「詭奇」體驗來自童年時曾經深刻壓抑的某些情緒記憶,此記憶在某種情境下重新出現,造成認知衝擊,故產生對世界的新體悟。誠如考爾德成長歷史造就其作品中「童趣」元素的厚度與深度,乍看下有如「遊樂園」的展場,實際上涵養著對於人生、生命、萬物與自然的極深體會。他的作品深受前衛藝術與早年庶民生活的影響,包括出身藝術世家的陶養、五光十色的馬戲團表演、對機械裝置動力的興趣、遊旅歐洲的文化體驗、及海上航行的豐富感受。 正如考爾德所言,他的藝術並非僅是生活的「萃取」(Extraction),而是生命的「抽象性」(Abstraction) ,藝品本身被觀者感知體驗、數次吸收、反芻與消化,所呈現出來的已不再是藝術家本人所有,而是一種凌駕於言語之上、流動不定的「能指」(signifier),能為任何觀者彈性詮釋。

作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考爾德為現代藝術創造了全新解釋,其創作中的「動靜辯證」不僅挑戰過去藝品的傳統特性,更為觀者與藝品之間的關係提出不同的深刻見解。藝評及策展人詹姆斯.強生.史溫尼(James Johnson Sweeney)曾於考爾德1943年的個展上如此形容:「在空間中存有以鐵線相連的立體結構,考爾德的作品有如將背景白紙抽掉後,所獨留的那些線條。」史溫尼的描述清楚指出考爾德作品帶給觀者的巨大想像空間,觀看的過程本身即是一場遊樂性運動,而每一件作品,都似一座迷你遊樂園。

本文照片出處:www.lacma.org/art/exhibition/calder-and-abstraction-avant-garde-icon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