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迫感官所能察覺的非人暴力《殘酷日誌》

本文首刊於表演藝術評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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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身體氣象館

時間：2014/10/23 19:30

地點：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文 鄭芳婷 

如導演所言，這是一齣滿溢戰爭意識的作品，劇中台詞，無一不是承載各種戰爭殘酷之狀的控訴、低喃、對談、囈語、陳述、吼迫。對於實驗劇場的觀眾而言，這確實是一場戰爭，一場感官的戰爭。實際上近乎兩小時 (雖然工作人員指示為九十分鐘) 的戲，除了緩慢留白的節奏挑戰觀眾耐心以外，不斷突如其來的巨大聲響與強烈炫光，使得整場演出成為極為不舒服的體驗過程。又，開場以後不久，廖瓊枝老師似有意外跌坐於台上樓梯階前的狀況(或是表演刻意安排則不得而知)，使許多觀眾因擔心而起身察看。整場演出過程中，為數不少的觀眾在途中悻悻離去，亦有觀眾拼命捂耳遮眼，幾近放棄接近表演。然而正是這份難以承受的「不舒適」，揭開國家機器與戰爭情境的荒謬、暴力與無解。

若以強烈閃光、噪音與顏色差異作為分景標準，《殘酷日誌》約有十一景，每一景節奏皆極為緩慢。兩位表演者對於舞台時間的掌握相當細膩，從無趕場，氣定神閒地遊走於每一個留白空拍之間。然而台上這份氣定神閒與台下的焦慮趕迫成為對比：當台下觀眾因強烈聲光效果及緩慢節奏而頻頻察看手機螢幕上的時間之際，台上表演者卻彷如幽魂，對於時間流逝毫無所感，沈溺在某種無法抽身的恐怖創傷之中。兩者或牽手而立、或分處於台上兩側，或感受得到對方、又或對於對方的存在毫無察覺。由於少有寫實互動，台上的表演者呈現孤寂之狀。

畫面的美感毋庸置疑，利用燈光所製造出來的極簡舞台，無邊無際，一片混沌，無有方向，讓人立刻聯想至美國當代裝置藝術家詹姆斯．特瑞爾(James Turrell)的作品風格 (節目單上導演的話亦應證了這個聯想)。然而比起詹姆斯．特瑞爾源於貴格教宗教概念所強調的「脫塵出世」氛圍，身體氣象館《殘酷日誌》的舞臺則充滿殘酷入世的感受。前者講究與自然萬物天人合一之感，後者卻揭示人非人、物非物的異化感受。於是特瑞爾的出世符號在戲中轉化成為入世景觀，特瑞爾作品素來怡然自得的觀眾亦轉化呈劇場中的焦慮不已的觀眾。

劇中台詞十分動人，然而在表演者刻意的囈語式表演之下，觀眾時常難以辨識其意，進而走神。然而在走神之餘，毫無預警的強烈炫光與噪音又以近乎暴力的方式強行拉回觀眾。徘徊在走神與驚嚇兩者間接近兩個小時後，所產生者是對於身處環境的原始恐懼與焦慮，而正是這種負面賤斥感，暴露了戲中隱喻的戰爭景況。戲開演之前所播放的結合悠遊卡機聲、電梯聲、施工聲、救護車聲等的巨大噪音，將台北市區的各種噪音絕對放大，顯露日常生活中的常常遭受忽略的細微感官暴力。戰爭並不遙遠，近於你我身邊，我們身陷其中卻難以分辨。

茱蒂絲．巴特勒(Judith Butler)於《危險生活：哀悼與暴力之力》(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當中，以美國九一一事件為例，指出美國政府與中東國家之間相互「非人化」的態度，導致其喪失主體性的狀態，其結果是難有公義、充滿敵視的漠然態度。身體氣象館《殘酷日誌》或者以其處於幻境一般舞台之上的兩位表演者，揭示相互「非人化」狀況的慘烈與絕望。然而，這齣戲並非從頭到尾都十分絕望，廖瓊枝與鄭尹真疏離話語中隱然仍存的溫柔與恬靜，使劇場當中充滿不適、焦慮與絕望的的氛圍中尚有希望。

(不) 天真的被逐主體：讀演劇人《玫瑰色的國》

本文首刊於 Very View 非常評論： https://www.facebook.com/veryview/photos/a.505420886146629.112033.504487522906632/811353752220006/?type=1&theater

2013年，讀演劇人於基隆市立文化中心島嶼劇場推出其第四號作品《玫瑰色的國》，劇名發想自歌手張懸流行曲《玫瑰色的你》。據音樂錄影帶提示，「玫瑰色眼鏡」意指「幼稚、樂觀的看法」，此語意上的挪用凸顯了本劇對於自身國族(抵)認同的矛盾心態與焦慮賤斥。敏感的社會議題在本劇中狀態有如凝爆，炸開的同時卻無從解答—六四事件、禽流感、野百合學運、核能場爭議、美麗島衝突、兩岸統獨、獨立公投、保釣運動及多元成家法案等全數塞入了不到兩小時的小劇場裡，紛亂卻不紛雜，不意顯露了這些社會議題與集體創傷之間緊密的關聯。這不是好幾場惡夢，而是一場極大的集體夢靨，而本劇正是這場大夢靨的戲劇化鏡像。雖然本劇官方網站自謙並無預期觀眾看戲後能對社會議題有所行動，然而其行動主義 (activist) 性格仍然鮮明，甚至到了有點紙包不住火、無法自我克制的狀態，而正是這種企圖壓抑卻不可抑的雙重基進特質，造就了本劇最光彩照人的藝術—政治價值。

巴特勒 (Judith Butler) 與阿塔納希歐 (Athena Athanasiou)於《被逐：政治操演》(Dispossession: The Performative in the Political) 所論之「被逐主體」(dispossessed subject) 具有同時受制及抵抗的特質，「被逐主體」雖難逃外在條件制約，卻因其「被逐」的定位反而充滿抵抗能量。《玫瑰色的國》一劇從一開始便以劇名自我解構其嚴肅的政治意念，體現此具自覺及自反性的「被逐主體」—島上政治弱勢者的社運理念可能是天真的，劇場的創作理念也可能是天真的，但是打從一開始便「面對自己天真無邪/知」的企圖，本身即代表某種成熟與入世，這也是為何《玫瑰色的國》絕對不只是學生劇場，而是具有政治力量的前衛劇場。

本劇一共十八景，景與景之間轉換流暢無礙，劇組精確地使用硬體資源相對缺乏困窘的劇場空間，利用光影轉換，使得劇場中兀立的三根柱子反而成為換景的絕佳幫手。由於劇本所處理的時空前後跨越近半個世紀，而且不依時空先後順序呈現，流暢的換景使得每個時空有如意識般肆意流動，更為凸顯處於揉雜狀態的時空性。舞台上揉雜的時空提示了歷史意識的不斷堆疊、重複、變態及破裂，這正是台灣當下社會議題的基調。每一個議題相互牽引呼應，背後是厚實複雜的歷史背景，然而從表面上看，似乎混沌一體。由於劇本企圖處理的歷史事件眾多，每一件都只能點到表面，本劇因此成為一個以眾多「表面」相連而成的隱形巨大歷史高原，觀眾只得見表面，無以窺見高原內部，然而正因此「無從得見」，使得所有歷史事件都成為開放理解、開放辯論及開放詮釋的活性文本。

台灣的種族、性別、國族、階級族群衝突從未停止，近年更是升溫不斷，接連引爆幾次大型社會運動，其所代表的意義並非只是各社會運動表面上所指出的具體議題，「洪仲丘」或「服貿」在某種程度上只是一個符號，背後愛恨複雜、矛盾牽扯的意識結構才是真正使得社會運動如此狂暴的運作動力。這個運作動力之所以反覆無常、時常當機、不斷重置，正因島上紛雜不ㄧ的族群認同。《玫瑰色的國》有意為之也好，無意插柳成蔭也罷，其活性文本使其本身不至淪為某個特定族群立場的文宣品。其中第七景，劉易與名堯兩個角色對於彼此國族選擇與性向認同的辯論，尤其讓人拍掌叫絕。原住民身分、宗教信仰與同志議題在此交融難分，使得認同問題幾乎無解。然而本劇完全沒有要解決的意思，而是讓無解的困窘停在劇場的當下，使得觀眾被迫在戲散後自由思考。

動人的配樂當然是本劇 (至少在聽覺上) 帶給觀眾的一大享受。甜梅號的緩飄後搖本就感情豐沛，搭上劇中某些較為煽情的橋段，像是第十二、十四景，若萱一角失去孩子痛澈心扉、以及與其丈夫大器一角分道揚鑣之際狂喊自己又懷孕了等情節。然而本劇亦無讓觀眾耽溺於寫實主義式的戲劇幻覺中，除了角色與演員本身名字相同外，展場設計式的劇場空間，以及刻意製造疏離效果的舞台結構等一再加強了劇內世界與劇外狀態的關聯性，這種強大的關聯性提示了劇場本身作為社會運動的潛力。

劇場是「玫瑰色」的，「天真」的同時也帶有一股憨勁，正如社會運動的本質總是必須存有一些「天真」，否則何以在亂世行動？在這次的演出中，我所看見的不只是天真，還有面對自己天真的野心與勇氣，這可能正是本劇最動人之處。

召喚國族溝壑中的生靈《安蒂岡妮》

本文首刊於國藝會藝評台 pareviews.ncafroc.org.tw/?p=7705

演出：身體氣象館、空間劇場（韓國）
時間：2013/09/21 14:30
地點：台北市牯嶺街小劇場

文 鄭芳婷（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戲劇表演學博士候選人）

2013年牯嶺街小劇場年度公演《安蒂岡妮》演出之際，適逢今年地表最強風暴天兔籠罩全台，全國關廠工人連線所策劃之929包圍馬英九遊行活動已箭在弦上，五月天《入陣曲》音樂錄影帶正式曝光，一次狂譙美麗灣事件、戒嚴監聽、核電爭議、媒體壟斷、洪仲丘案、大埔強拆案，一天內破百萬轉載。台灣島上張力已達極致，王墨林的《安蒂岡妮》可說是來得正是時候。

本劇由身體氣象館與韓國空間劇場聯手製作，演員包括台灣的鄭尹真，中國的何雨繁，以及韓國的洪承伊及白大鉉。台詞方面因此夾雜台腔中文、京腔中文以及韓文，然雖如此，整齣戲語言毫不尷尬忸怩，反而順暢無比，彷彿三種語言之間並無隔閡，更帶出了導演縱觀東亞政治暴力與殺人史的雄渾企圖。戲多達九幕，以索發克里斯(Sophocles)所著希臘悲劇《安蒂岡妮》(Antigone)為原始文本，交揉台北二二八、光州五一八、北京天安門等國家戒嚴事件，讓事件跨越時空限制，互相對話，並暗指(實際上是直指)今日台灣已迫在眉睫的民主革命。

牯嶺街小劇場本就不大，台上三座中型斜台呈扇狀面對觀眾，斜台邊緣堆滿泥土。此斜台所造就的傾斜角度，使得「墜落」成為劇中一重要命題，四位演員一貫的慢動作，唯有在墜落或滾落於斜台上時顯得觸目驚心，從斜台置高處滾落的大小石塊發出巨大聲響，險些碰觸前排觀眾腳尖。「墜落」的肉身與物件不僅象徵歷史上無數含冤犧牲的性命，也暗示對於「國」與「家」悲劇命運的無可奈何。

安蒂岡妮以前衛角度努力反抗克里昂的暴政，她條理分明的邏輯辯論遠勝克里昂近乎喃喃自語念咒般的鬼打牆政治宣言。她手執泥土揮向克里昂，明知徒勞無功仍奮戰到底，安蒂岡妮最後的自我終結，等同換取自由民主的必要犧牲。希臘悲劇的命運主題，於此暗應台灣天生的缺陷基因，兩岸半世紀以來的複雜歷史導致了今日仍舊無解的微妙政治情況，因吃人而肥碩的執政黨早已盤根交錯，難以清整。這些看似是死結的國家狀態，卻沒有因此使夢想與熱情瓦解：裸身倒臥台上的男子雖受殘酷鞭刑，仍垂死掙扎不肯屈服；死去的安蒂岡妮以幽魂之姿返回，召喚生者對於不公不義的入陣起義；獨坐台上的女子以戲曲哀悼，彷彿最深遠的控訴。

《安蒂岡妮》絕非一齣自溺哀怨之戲。反之，它是對於近代政治醜態最真誠的面對，劇中四人不時自文本脫離，轉向凝視觀眾，迫使觀眾加入這個劇場內所有人所必須面對的議題。正如演員所說：「我們不是沒有家，但為了活下去，不得不持續面對創痛。」於第四幕的舞台後方牆面上投影出的巨大藍色牡丹花，藍得瑰麗詭譎，對應演員們倒臥台前匍匐前進的肉身，顯得荒謬可怖，而這種怪異感(uncanny)正是本劇用以喚醒觀眾的武器。國族歷史的溝壑中雖然屍臭瀰漫，但是這股臭味卻迫使觀眾從安逸的幻覺中驚醒，不得不重新省思當下四處橫行的制度暴力。

國家機器的末日強暴案：史黛拉．阿德勒劇場之《貝魯特》

圖片出處：www.stellaadler-la.com/
演出：Meghan Cox(導演)、Katie Booth(演員)、Victoria Cardozo(演員)、Halldor Fannar Sigurgeirsson(演員)
時間：2013／7／19　20:00

地點：Stella Adler Theatre, LA

文 鄭芳婷

《貝魯特》(Beirut)是美國劇作家艾倫．鮑恩(Alan Bowne)的劇本作品。鮑恩曾是新劇作家協會(New Dramatists)的一員，他於1989年因愛滋病併發症過世，享年四十四歲。 2013年七月在好萊塢地區史黛拉．阿德勒劇場(Stella Adler Theatre)上演的《貝魯特》，體現了鮑恩劇本創作的一貫核心議題：國家機器、身體政治、末日寓言。

燈暗後，爆裂聲響起，紅髮女演員自舞台上的門後進入，她身著骯髒油膩的內衣褲，胸膛上全是汗水，髮絲黏成一束一束，神情恐慌狼狽。舞台上呈現的是一個破爛污穢的房間，地上滿是灰塵及堆積雜物，牆上窗外的隱隱藍光透著詭譎之氣。她在這個空間中不斷遊走，一會兒進行不明祈禱儀式，一會兒將自己像個嬰兒般包裹在床單之中，一會兒嚼起罐頭食物，一會兒又神經兮兮地望著窗外，彷彿外面有著什麼巨型怪物正在挨家挨戶地吃人。女演員將內褲脫掉後，觀眾看見她臀部上烙印著巨大的P字樣。

門外傳來的聲響讓她神經緊繃，走進的是另一名黑髮女演員，神情一樣焦慮恐懼。紅髮女子不斷咆哮，欲讓黑髮女子離開，然而黑髮女子卻不願意離開，她向紅髮女子表達她的滿腔愛意，甚至露出自己臀部上造假的P字樣。觀眾從二人的對話中得知，外頭世界已如末日，傳染性性病絕症蔓延四處，政府將病毒陽性反應(Positive)者強制驅入隔離營，並在他們的臀部刺上P字樣，以與陰性反應者分別。破爛的隔離營不提供任何照護，只是任由這些感染者在此等死。

兩人之間的張力無限擴大，幾近脫序的肢體暴力赤裸裸地呈現在觀眾面前。她們愛撫、擁抱，但恐懼親吻，強烈的情慾使她們只好僵硬地不斷摩擦嘴唇最邊緣。一片混亂之中，門忽被踹開，一名身著軍官制服，頭戴防毒面具，手持警棍的男子闖入，態度有如地痞流氓。紅髮女子被要求站立彎腰，岔開雙腿，任由男子以手電筒照射檢視下體。男子而後要求二人互相揉搓胸部，他則將手伸入自己褲襠，開始手淫。屋外的警笛響起，男子暴跳如雷，舉槍發狠，然後悻悻地離開。幾乎虛脫的二人頹然倒地，張力更加，紅髮女子的態度越發暴戾，她甚至掐住黑髮女子的脖子，威脅她必須離開這個地方；然而黑髮女子不斷悲求，她認為自己無所畏懼。就在黑髮女子最終踏出門口之際，紅髮女子又將她拉回，像個孩子般任性地將她推倒在床墊上。整齣戲就在兩人最終的結合中謝幕。

《貝魯特》殘忍赤裸地呈現國家暴力與性別暴力交織在一起的末日景象。正如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中所論，「瘟疫」是愛滋病賴以被理解的主要隱喻。劇中的不明性傳染病與災難、毀滅等隱喻相連，建構出這一幕瘋狂暴戾、幾近非人的世界。人之身體於此有如畜生之軀，被制度性地遺棄後，不斷物化，就像是紅髮與黑髮女子，最後竟淪為軍官手淫的器具。

此劇上映於七月，與此同時的台灣，正為洪仲丘事件舉辦大型抗議遊行。劇中的疾病末日之景，對應著台灣國家機器的野蠻暴力，令人想起王墨林2004 年的創作《軍史館殺人事件》。此劇再現發生於1999年的景美女中學生在軍史館遭殘忍姦殺，而後案件被草草結束的事件。在已幾乎成為無政府狀態的國家，劇場必須脫離傷風悲秋的小文藝路線，以其本身的表演質地，反映迫切的社會問題。《貝魯特》正是很好的範例。

照片：舞台一景 (攝影：林柔箴)